2026年过半，全球生物医药行业最引人注目的信号，除了接连不断的重磅BD，还有一连串来自MNC最高决策层的表态。

当华盛顿的政客们还在讨论如何给中美生物技术合作“修墙”时，真正掌握全球医药产业话语权的人，正在用另一种方式划定边界。

上周，默沙东CEO Rob Davis在PhRMA总部对记者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：如果法规卡住了与中国合作的项目，“我们可能会无意中切断一个最终惠及美国患者的重要创新来源。

诺华CEO Vas Narasimhan则在二季度财报电话会上给出了“地理中立”的答案。“我们的战略就是去任何一个治疗领域里领先科学所在的地方。”

两位掌舵万亿市值药企的CEO，在同一个问题上给出了高度一致的判断。

两家MNC CEO，一个共识

Davis的话说得直白而坦诚。

面对华盛顿日益收紧的对华政策风向，他没有附和“脱钩”的论调，而是直接挑明了一个产业现实：中国早期研发的效率和成本优势，对全球新药开发而言是不可或缺的。

“你可以用一半的成本快两倍。”Davis说。他特意强调，不是中国人在走捷径，而是“由于流程更加高效、系统障碍更少”。

PhRMA即将卸任的CEO Steve Ubl也在同一场合补充：“我们应该通过改善自身研发体系提升竞争力，而非关闭与中国合作的大门。”他还点出了一个更深层的逻辑：如果切断中国合作，美国可能失去这些重要资产，并进一步推动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崛起。

而诺华CEO Vas Narasimhan的“地理中立”，则是一种更全球化的思维。在他看来，科学没有护照，创新没有国界。诺华要做的事情很简单：去科学所在的地方。

这不是抽象的价值主张。今年1月，诺华掏出1.65亿美元首付款、总额最高15亿美元，与赛神医药合作开发下一代抗淀粉样蛋白疗法。几个月后，又宣布在中国投入4.8亿美元，升级北京工厂、扩建上海研发中心。

Narasimhan年初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的那段话，如今听来更像一份战略宣言：“中国对于诺华的长远发展与创新至关重要”，“中国市场已经成为诺华内部和外部创新最重要的来源之一，也是诺华开展临床研究规模最大的地区之一。”

从“可选项”到“必选项”：

中国创新嵌入全球生态

为什么MNC的CEO们如此态度一致跟华盛顿的“脱钩”论调唱反调？

因为中国的生物医药创新，已经从“可选项”变成了“必选项”。

数据最能说明问题。据国家药监局统计，2026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对外共达成81笔授权合作，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，已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%。2026年上半年全球医药交易TOP10中，中国药企独占8席，TOP5席位更被中国药企包揽。

更值得关注的是交易结构的质变。MNC与中国的合作正在加速前移。辉瑞、礼来、BMS等巨头不约而同地把合作重心压在靶点发现、临床前候选分子这类研发最前端。中国Biotech越来越多以股东身份出现在合作资本结构里，它在交易桌上的议价权、对资产开发方向的参与度、对退出路径的选择权，都与过去的“纯卖方”角色形成了区别。

这套体系能力的底层逻辑是什么？

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报告还算过一笔账：在平准化成本基础上，全球性公司将一种生物制药疗法开发成功的成本，约是中国公司的2.7倍。其中，上市时间是造成这一差异的首要因素，约占成本差距的40%。中国的发现阶段耗时约36个月，而全球为54个月。

Davis还透露，默沙东正在关注中国的GLP-1项目、疫苗及传染病领域，以及下一代技术平台。这种“成本+速度+规模”的组合优势，已经让MNC把中国写进了长期战略。

对中国创新药而言，这不只是收入的增长，更是一场产业链地位的跃迁。

共识与趋势：科学和商业的流向，挡不住

Davis的警告、Narasimhan的“地理中立”发言指向同一个结论——中国创新药已经长成了全球生态里搬不走的模块。

当中国每年进入临床的新分子数量连续超过美国，当MNC的BD部门每周都要盯着中国管线做功课，当“成本一半、快两倍”成为产业共识，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已经发生：全球生物医药的创新坐标系，不再是“西方中心”的单极结构。

中国Biotech的竞争力，来自一套系统性优势的积累。

首先是效率优势。正如Davis观察到的，中国的创新药研发在发现阶段比美国快约18个月，临床前节省一半时间，I期临床提速50%。

其次是规模优势。庞大的人口基数、丰富的疾病谱系、充足的临床资源，让中国在新靶点验证和新分子筛选上拥有天然的数据富矿。当AI制药、基因编辑、ADC等新技术平台进入数据驱动的竞争时代，中国的规模优势正在转化为速度优势和成本优势。

更重要的是生态优势。从CRO到CDMO，从科研院所到临床中心，从biotech到big pharma，中国创新药产业已形成“基础研究-转化医学-临床开发-商业化”的完整闭环能力，在细胞治疗、ADC、双抗等多个前沿领域，中国公司的在研管线数量和质量均已进入全球前列。

MNC的CEO们不是在为中国说话，他们是在为自己的研发管线说话，为全球患者的利益说话，为产业逻辑本身说话。

这场讨论的本质，早已超越“要不要跟中国合作”的战术选择，而是全球生物医药产业格局变迁的时代注脚。当中国从“技术输入地”变成“资产输出源”，当“中国新分子”成为MNC管线里的标准配置，与其思考如何砌墙，不如思考如何在新的格局里找到自己的位置。

科学和商业的流向，挡不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