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4年8月26日，优时比（UCB）宣布以6.8亿美元将其在华神经病学和过敏症成熟业务——包括开浦兰、维派特、优普洛、仙特明、优泽五款产品及珠海生产基地——出售给康桥资本与阿布扎比主权基金穆巴达拉。

当时，外界不乏“跨国药企撤退中国”的解读。

然而，仅仅一年半之后，优时比接连出手：2026年3月，与德琪医药达成总金额近12亿美元的授权协议，引进CD19/CD3双抗ATG-201；5月3日，又以22亿美元（20亿美元首付款+2亿美元里程碑付款）收购Candid Therapeutics。

卖掉成熟的“现金牛”，换回创新的“潜力股”。现在看来，这似乎是一场 “战略换仓”。

1.被集采倒逼的剥离

要理解优时比为何卖，先得看清它卖的是什么。

被出售的五款产品中，开浦兰（左乙拉西坦）曾是优时比的王牌抗癫痫药。然而，这款药早已专利到期，并多次被纳入国家集采。2020年第三批集采中，优时比虽以75%的降幅中标开浦兰注射用浓溶液，但随后便陷入质量风波——2022年8月，因部分批次产品标示的有效期与注册批准不一致，国家药监局暂停了该产品的进口、销售和使用。

这一停就是两年。直到2024年8月，也就是宣布出售资产的同月，该产品才公告被恢复采购资格。但市场已被国产厂家填补。

集采的压力不止于此。拉考沙胺（维派特）、盐酸西替利嗪（仙特明）、盐酸左西替利嗪（优泽）均已被纳入不同批次的集采目录，而优时比无一中标。五款产品中仅有罗替高汀贴片（优普洛）暂时幸免，但科伦药业的仿制药上市申请已获受理，专利也已被宣告无效。

数据更直观：这五款产品2023年在中国的合并销售额为1.31亿欧元（约合10.43亿元人民币），而优时比当年在华总销售额约1.43亿欧元。这意味着，优时比几乎卖掉了其在中国的全部营收底盘。

优时比CEO江睿甫（Jean-Christophe Tellier）曾表示，此举意在让公司集中精力于免疫学、神经学和罕见病领域的全球后期创新管线。简言之：与其在集采泥潭中消耗资源，不如变现“过去”，换取现金押注“未来”。

2.两笔交易背后的TCE野心

如果说2024年的资产剥离是优时比的“减法”，那么2026年的两笔交易则是它的“加法”——且加法高度聚焦于一个技术方向：T细胞衔接器（TCE，T-Cell Engager）。

2026年3月4日，优时比与德琪医药达成协议，获得后者CD19/CD3双特异性T细胞衔接器ATG-201的全球独家权益。

根据协议，德琪医药将获得8000万美元的首付款及近期里程碑付款（6000万美元首付款+2000万美元近期里程碑），并有望获得最高超过11亿美元的开发及商业化里程碑付款，以及分级特许权使用费。

ATG-201的特点在于其“遮蔽技术”：当未与靶抗原结合时，CD3结合臂会被空间位阻机制遮蔽，从而在保持强效活性的同时，降低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（CRS）的风险。

5月3日，优时比宣布以22亿美元的价格收购Candid Therapeutics，包括20亿美元首付款和2亿美元里程碑付款，预计交易将于2026年第二季度末至第三季度初完成。

Candid的核心资产是cizutamig，一款靶向BCMA和CD3的T细胞衔接器双特异性抗体，已在100多名患者中完成给药。优时比CEO江睿甫在公告中直言：“此次收购确保了优时比在TCE免疫疗法领域的重大机遇，cizutamig可能会重新定义严重且治疗不足的免疫介导疾病的治疗预期。”

但Candid的故事远不止于此。它的资产图谱中，中国创新的痕迹清晰可见：

• Candid的前身之一TRC 2004（由Two River孵化）获得了岸迈生物（Epimab）的BCMA/CD3双抗全球权益
• Candid的另一前身Vignette Bio（由Vida Ventures孵化）获得了嘉和生物（Genor Biopharma）的CD3/CD20双抗权益
• 2024年12月，Candid与诺纳生物（Nona Biosciences）合作，共同开发下一代TCE分子，总里程碑付款最高可达3.2亿美元
• 2025年1月，药明生物也成为Candid的合作方，为其开发三特异性TCE，里程碑付款最高达9.25亿美元

Candid的崛起路径——通过NewCo模式汇聚从中国授权而来的资产，快速验证概念，最终被跨国药企收购——已不再是孤例。在此之前，同样由Candid CEO Ken Song操盘的RayzeBio被百时美施贵宝以41亿美元收购；此后，Gilead以21.75亿美元收购Ouro Medicines，其核心资产同样源自中国公司科济药业。

3.TCE赛道为何值得重注？

优时比的“换仓”动作并非漫无目的，它选择了TCE这一确定性尚未完全建立、但想象空间足够大的技术方向。

TCE通过同时结合T细胞上的CD3和B细胞上的某个靶点（如CD19或BCMA），实现T细胞对B细胞的精准清除，用于治疗自身免疫性疾病。这一机制在血液肿瘤领域已有验证，而优时比将其押注于自免疾病——一个市场规模远超肿瘤的领域。

优时比在TCE赛道的布局呈现出清晰的“多点纵深”特征：通过德琪交易获得CD19靶向资产，通过Candid收购获得BCMA靶向资产。这种“双靶点并行”的策略，降低了单一资产失败的风险，同时提高了在某一赛道建立绝对优势的概率。

这也是为何优时比首席科学官Alistair Henry在评价德琪合作时强调：“ATG-201旨在为免疫性疾病提供更具靶向性、持久性和可规模化的治疗方案，引入德琪先进的TCE平台技术，进一步坚定了我们保持在免疫学领域领先地位的决心。

4.一场需要审慎评估的豪赌

优时比的战略逻辑清晰，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风险。

首先，被卖掉的资产并非“不良资产”。 五款产品2023年合计销售额1.31亿欧元，且在华积累了近30年的医生和患者认知。珠海生产基地的出让，意味着优时比在中国失去了本土生产能力。6.8亿美元固然是一笔可观的现金，但此后优时比在华的营收来源将完全依赖尚未规模化的创新产品。

其次，创新产品的商业化在中国尚未验证。 优时比目前在华上市的创新产品仅有两款：2024年7月获批的比奇珠单抗（倍捷乐）和2025年3月获批的罗泽利昔珠单抗（优迪革）。这些产品能否填补被剥离产品留下的营收缺口，仍是未知数。

不能忽视的是，TCE赛道的竞争正在迅速加剧。 罗氏、强生、安进等巨头均在布局类似技术，且部分产品已进入后期临床。优时比押注的ATG-201和cizutamig均处于早期阶段——ATG-201的临床试验申请2026年第一季度才提交。在生物制药领域，早期资产的“概念验证”与后期“商业成功”之间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。

最后，需要冷静看待一点：优时比并非第一家做此转型的跨国药企。 协和麒麟在2024年8月将中国大陆业务整体出售给维健医药；辉瑞、赛诺菲则采取“外包”策略，将成熟产品交给国药、上药等流通巨头推广。优时比的独特之处在于其转型的彻底性——它几乎卖掉了全部成熟产品，而不仅仅是“外包”或“授权”。这种“all-in”姿态意味着更大的风险敞口。

5.“换仓”后的新定位

交易完成后，优时比中国的定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。用其官方表述：“2024年，优时比完成在华成熟产品业务剥离，继而全力以赴在中国市场推出一系列免疫系统、神经系统及罕见病领域的创新药物。”

但一个被剥离了核心营收来源、失去了本土生产基地、在售创新产品仅有两款的公司，在中国市场还能维持多大的存在感？这不仅是优时比的问题，也是所有选择“轻资产、重创新”模式的跨国药企需要回答的问题。

优时比给出的答案是：深化与本土伙伴的合作。从德琪医药的授权引进本身就是这种“合作”的体现——优时比提供全球开发和商业化能力，德琪提供早期资产和临床执行力。在这种模式下，优时比在中国的角色正在从“独立运营商”转变为“生态整合者”。

6.结语

优时比的“战略换仓”，本质上是一次跨国药企应对“专利悬崖”与“集采压力”双重夹击的精准求变。

卖掉“过去”——那些在集采压力下增长乏力的成熟产品，换取6.8亿美元的现金储备。买进“未来”——通过授权引进和收并购，在TCE赛道押注重注，且巧妙地利用了中国创新生态的研发效率。

从一个更长的时间维度来看，优时比的选择揭示了一种更底层的趋势：跨国药企在中国的生存法则，正在从“卖药”转向“买创新”。中国从“全球药房”向“全球药研中心”的角色跃迁，为这一转型提供了基础设施；而优时比，恰好站在了这个转折点上。

但这一战略能否成功，远未到盖棺定论的时候。TCE赛道的竞争正在白热化，而优时比在华创新产品的商业化能力尚未得到验证。

优时比提供的是一个观察样本，而不是一个标准答案。